当代诗人杨亚平：许世旭教授的眼泪
作者简介：杨亚平，笔名杨阳。诗人、批评家。资深新闻记者，近一年重返文坛。重庆市作协会员。在《星星》、《四川文学》、《重庆文学》、《红岩》、《山花》、《中国诗人》、《绿风》、《诗潮》、《散文家》、《雪莲》、《青年作家》、《花溪》、《百花园》、《中国青年报》、《香港文汇报》、《华夏诗报》、《西南经济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成都晚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晨报》、《西安晚报》、《昆明晚报》、《贵阳晚报》等报刊发表过诗、诗评、散文诗、散文、人物特写、报告文学若干。出版有诗集《浪花上的情结》，报告文学集《敬礼，建设者》。
杨亚平
今天一大早就起了床，我推开了《听雨楼》的窗棂，望着窗外朦胧的，冷冬的细雨……
猛然，我想起了一位外国人，一位让我终生难忘的外国人，一位让我肃然起敬的外国人。
这个人，是我从内心尊敬和爱戴的人。
他是我此生见到过的，最热爱他祖国的，最热爱中国诗歌的一个外国人。
我父亲曾说过：“此韩国人对唐诗和宋词的研究水准如此之高，今他都十分惊叹；”“他还对现、当代中国诗歌及著名诗人熟悉的程度，更今他惊呀”。
每当我想起他，我就会流泪。
这不，我又情不自禁了……
这个值得我想念和敬仰的人，叫许世旭。
我认识他时，他是韩国汉成大学中文系主任，韩国最著名诗人兼诗评家，也是世界诗人大会的发启人、组织者和领导人。当年，就是他在韩国举办的世界诗人大会上，亲自将一顶金制的诗人桂冠，戴在了中国著名诗评家、重庆市文联主席吕进先生的头上。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初冬，和今天一样烟雨朦胧的上午，一位高大身材，身体微胖的五十开外，穿着潇潇洒，看上去亲切随和的一个人，叩响了《听雨楼》的门……
门开之后，他笑盈盈地问：”山兄在家么？”我即答在，请进……
进客厅后，父亲从椅上站了起来并礼貌地伸出了手，他上前握着父亲的手说：“山兄，早闻其名，今日能见，仍幸事。”
座下后，许世旭递上了张印有中文名字的名片，父亲接过一看：“哦，你就是韩国的许世旭教授。”
接着他俩就开始畅谈诗歌……
吃午饭时，父亲请他喝酒。哟，他大约喝了斤把白酒，他这酒量，让父亲大吃一惊。
记得他在饭桌上说：“我最喜爱的诗人是李白，李白是全世界的大诗人，我正在学李白行万里路，写干首诗，喝万斤酒”……
他住在重庆宾馆，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听雨楼》，他对攵亲讲：“请亚平倍我出趟门，亚平健谈又是记者，请他倍我到七星岗，找找我们韩国的‘国宝’……”
许教授是个性格特开朗的人，我很愿倍同他去，我想听他讲韩国的趣事。哦，他那流利而地道的普通话，几乎使我忘记了他是韩国人。
我俩是乘1路车在七星岗下的，在路上和车上，许教授给我讲了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故事……
“我们去的地方叫七星岗莲花池38号，这里是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个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长期坚持反日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
“随着国民政府迁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派驻重庆的代表部分家属，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
“1939年2月，韩国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金九等来到重庆。”
“当时他们认为重庆是朝鲜独立运动的中心，这里有临时政府、光复军司今部和各党派的最高机关。”
“这里成了全朝鲜民族反日独立运动的中心，也是中朝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边讲边走，我也一边问路。
好不容易找到了莲花池38号。但见那院内的房子，说破败、破落、破旧也一点不为过。
院内杂乱的住了几家人，我一看就知道住的是“弱势群体”。
许教授自言自语地说：“唷，住了这么多贫困人家……”
他站在38号的院前反复的看呀，不停的望呀，然后拿着相机照呀……他又到院外不停的走呀，看呀，照呀……
突然，他双手捧着脸大哭了起来，他哭了好久，哭得好伤心，周围一下围了许多看热闹的市民……
他随后双手搭在我双肩上，哭着用丝哑的声音对我讲：“亚平，这是我们当年韩国唯一的希望呀！唯一的火种呀！！沒有它朝鲜民族就被日本灭亡了呀！！！”
回来的路上，他还在伤心，没有一句话语……
到了《听雨楼》，他对父亲讲：“山兄，他们太不象话了，抗日战争胜利那么久了，他们(指大韩政府)居然没人来看望，没拿钱来维修。”
“我要向全韩国揭露！我要亲自找总统！”许教授慷慨激昂的说。
我父亲说：“你能见到你们总统吗？”
他截钉切铁的说：“山兄，现在的总统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也喜欢诗，我们有空也在一起喝酒小聚。”
许世旭教授带着心灵的伤痛和满腔愤懑走了……
临走时，他在《听雨楼》举着酒杯豪放激情背颂了好几首唐代李白的诗和中国当代最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
告别时，他坚定、严肃地说：“山兄、梅姐、亚平，你等着听好消息，老子非要为国家和民族干件大事。”
许世旭教授回国了。不久，有媒体消息称：他亲自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接着，由他亲笔写出的，在中国重庆七星岗莲花池38号的亲眼目睹所见的惨况，和他的愤怒，在韩国主要新闻媒体的要文版面刊登了出来，并配发了照片。
随后，大韩举国震惊、朝野舆论哗然，人民由议论变为呼吁……
不久，许教授给攵亲来信说：“山兄，我见到总统了，总统也怒了，马上就会拨款重修大韩和朝鲜民族的圣地……”
如今，我带许教授去的重庆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已今非昔比了。它变成了整修一新的，神圣而庄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庄重、神圣的陈列馆。
3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已快步入花甲了……
如今，每当我想起韩国汉城大学许世旭教授在重庆的爱国行为时，我会想起他当年在他流亡的政府那个破旧而杂乱的院内，伤心痛哭的场景……
这是我有生以来亲眼看见：“一个外国人在我身边为他的曾苦难深重的国家，为他曾灾难浩劫的民族而痛心疾首的流泪……”
也是第一次看到蜚声全球的大诗人、大评论家、大汉学家、大教授为他的祖国和民族如此伤心的流泪到愤怒的呐喊！
从此，我也深知他“大”在那里，他为什么在韩国家喻户晓了！
是的，许世旭教授的眼泪，使我从内心深切认识到：“什么叫‘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注：《听雨楼》，我父亲把自已的家客厅诗意称为：《听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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